据辽宁省纪委监委消息：对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祁玉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决定给予祁玉民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经查，祁玉民丧失理想信念，无视党纪国法，对抗组织审查；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金，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

违反议事规则违规决定重大问题，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利用职权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

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钱款，违规经商办企业，违规兼职取酬，搞钱色交易；

对华晨集团虚报利润问题失职失责；

对配偶、子女失管失教；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索取、非法收受财物；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给他人进行营利活动；

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严重损失，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仕途得志，国企少壮派步入政坛

年9月，祁玉民出生在陕西咸阳泾阳，一出生就赶上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又经历了十年文革，但他还是幸运地抓住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年，19岁的祁玉民参加高考，并成功闯过“独木桥”，考进了陕西机械学院，成了著名的“七八届”一员。这所学校后来更名为西安理工大学。

大学时，他学习的专业是工程经济系管理工程专业。这个专业就是为国有企业培养管理人才的。

年8月，23岁的祁玉民毕业，服从分配到了大连重型机器厂，开始了人生的第二个“23年”——大连国企生涯。

祁玉民颇有能力，从大连重型机器厂计划员开始做起，10年时间做到了计划处的处长。年，39岁的祁玉民就任我国重机行业龙头大连重工总经理；三年后，升任董事长、总经理。

42岁就当上大型国企董事长，祁玉民称得上是东北国企少壮派的代表人物。

在大连重工，他提出“三改两高一加强”新举措。“三改”就是通过改革、改组、改造；“两高”即全面提高对外合资合作和产品技术水平，全面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一加强”就是加强管理，实施创新战略，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企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祁玉民的改革新举措卓有成效。其最大成绩是成功将大连重工和起重运输行业龙头大起集团实施了搬迁改造重组，建成了中国重工行业惟一具有国际水平的现代化重大装备临海研制基地和核心零部件制造基地。

祁玉民因此被誉为“国企改革先锋”，得到时任大连市某领导赏识，为他日后步入政坛打下了基础。

当然祁玉民的仕途也非一帆风顺，不喜其作风的也大有人在。据说祁玉民在大连重工集团做副总时，有人背地里给他画了幅画，并交给他的领导，还配了副对联：心中无数便自大，情况不明乱拍板。横批：可用不可重用。

如今再回首，这一句评价令人唏嘘。

年10月，45岁的祁玉民就任大连市主管工业的副市长。

一年以后，时任大连市副市长的祁玉民突然接到辽宁省委组织部通知，要他第二天到省委报到。

祁玉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年12月28日。当时的大连风雪交加，大雾弥漫，无法开车前往。晚上7点多，祁玉民只好坐上了前往沈阳的火车。从大连到沈阳，近公里的路程，火车行驶整整8个小时。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祁玉民在车上给姐姐发了一条短信，“我在雨雪交加中，怀着难以名状的复杂心情，去一个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单位从事陌生的工作。”

这一去，是接手华晨汽车集团的烂摊子。

华晨的故事，要从金杯说起。

年10月，沈阳市政府投资万元，建立了沈阳市汽车制造厂，它的主要任务是生产军用改装车。年沈阳汽车制造厂成为全国轻型载货汽车定点生产厂家之一。

年12月开始使用金杯牌商标。

年，沈阳农机汽车工业局将所属几十家企业整合，发起成立了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由赵希友担任董事长。

当时的金杯汽车，人员涣散、设备老旧，面临诸多难题。为了筹措资金、走出困境，年底，赵希友想到了通过发行股票进行融资。

金杯，也成为当时东三省第一家被允许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企业。

不过经过一年多的运作，金杯只卖出了一半股票，还有一半砸在手里。

而在发行股票的同时，年，金杯以CKD全散件组装形式引进第四代丰田海狮轻型客车，获得了市场认可。不过受日本经济泡沫影响，金杯卖车赚钱的速度根本赶不上日元涨幅，回笼的资金也买不起新散件。

金杯汽车陷入新的困局。

“拯救者”仰融

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位风云人物，履历却一直是个谜。

仰融自称是安徽徽州人，西南财经大学毕业，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

在越南打过仗，年受过致命伤，但却奇迹般活了下来。

但据媒体报道，仰融其实出生在江苏省江阴市北国镇，原名仰勇，兄弟4人。

初中毕业后做过厨师，后来承包经营小商店，再后来供职于江阴市外贸公司。

年赴上海炒股，凭借敏锐的资本嗅觉和精干的操作能力获得金融教育家许文通的赏识。

上世纪90年代初，仰融在香港成立了华博财务公司。

其初始出资方，是许文通担任董事长的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据了解，华博财务的主要业务是资金拆借、债券和股票买卖。

据说，仰融的第一桶金就是在这时积累的。

当时，由于体制和机制问题，不少国企面临生存危机。

在许文通看来，仅靠管理松绑和财政输血很难盘活这些企业，最应该倚重的应该是资本市场。

仰融深以为然。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仰融开始和赵希友接触，并买下了金杯剩余的几乎所有股票。

仰融的注资，暂时化解了金杯的危机。

这只是仰融的第一步。

年，由海南华银国际信托出资，华博财务、华银信托与金杯汽车合资组建了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成为金杯海狮等轻型客车产品的生产经营主体。一年后华银将所持股份转给华博，仰融由此获得了沈阳金杯客车40%的股权。

于此同时，仰融也开始了在资本市场的运作。

年5月，为了在海外上市，仰融旗下的华博财务与央行教育司、中国金融学院、华银信托共同发起组建了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基金会注册资金万元，其中仰融出资万元，央行教育司拨款10万元。

6月，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在百慕大设立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华博所持沈阳金杯客车40%股份，被全部注入这家为上市而成立的壳公司。

两个月后，仰融以“股份只有40%，不符合在美独立上市条件”为由进行了换股，将华晨对沈阳金杯客车的股比扩充到51%，成为控股股东。

年7月，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10月，华晨中国在纽交所上市，成为在美国上市的第一家中国企业。

年11月，沈阳市市长武迪生在以色列坠机遇难；一个月后，金杯汽车董事长赵希友因病退休。这两个关键人物的离开，使得金杯之前建立的平衡被打破，从地方政府调任的新领导开始了对金杯客车控制权的争夺，不过并没有成功。

仰融还四面出击，一度掌控了国内外六家上市公司，各种关联企业家，其中控股家，形成了当时总市值超过亿元的华晨系帝国，因此得了个外号——“中国第四汽”。

但这个时候，华晨旗下仍旧只有金杯海狮小客车这么一个孤零零的盈利点，汽车产业赚钱的缓慢显然无法维持华晨如此狂飙的扩张。0年12月，第一代中华轿车正式下线，成为当时唯一有能力挑战合资中高级轿车的自主品牌车型。

当时，仰融举着一幅“中华第一车”书法作品，兴奋的宣布了自己的梦想：“到6年，中国汽车业滩头阵地上唯一敢向外国企业叫板的，是我华晨。”

投资不过山海关

一个月后，沈阳市政府授予仰融“荣誉市民”称号。在那个仪式上，仰融公布了华晨在0年的业绩：销售收入近70亿元，税后利润18亿元，仅次于上海大众和一汽-大众，成为中国车市第三极。

在中华轿车下线后不久，仰融发现三菱发动机动力不足，与中华轿车并不匹配。在三菱拒绝技术更新后，由宝马牵线搭桥，仰融开始与英国罗孚汽车接触，商谈发动机合作项目。

不久后，仰融与罗孚的谈判从发动机合作上升至全面合资。最终双方达成协议，成立合资公司，中方以土地、厂房等投入，占股51％；罗孚以产品、技术和设备投入，持股49%。合资后，罗孚所有产品都将搬到中国生产，其中出口欧洲的产品使用罗孚品牌，在中国和亚太地区则采用中华品牌。此外，中方将借给罗孚1.9亿英镑现金，用于裁员、工厂搬迁和新车研发。

这样的合作模式至今仍让业界向往。

不过，仰融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决定将罗孚项目放到浙江省宁波市。这对于刚刚经历了“慕马”案的沈阳来说，是一种背叛。

对于一个在资本市场起家的人，“以造车为手段，以金融为目的”才是仰融的真面目。很多人干脆说，华晨本质上应该是家投资银行！所以当宁波特许仰融成立建筑公司，参与杭州湾跨海大桥项目，以此吸引华晨将最新引入的英国罗孚汽车项目从沈阳转移到宁波时，仰融非常痛快地答应了。

建设当中的杭州湾跨海大桥

比起工业历史长久的沈阳，宁波除了钱和地，并没有重工业底蕴，基本就是从零开始。但杭州湾跨海大桥项目的利润实在诱人，尽管前期投资巨大，但也足够给虚胖的华晨系建立起第二个支撑点了。更重要的是，这也让仰融有了对沈阳地方政府索要华晨股权的筹码。仰融这么一搞，辽宁哭了，沈阳哭了。

同时，华晨的所有权也一直扑朔迷离，含混不清。

为此，仰融设计了一套异常复杂的“资本迷宫”，筹划了一个产权清晰的“新华晨”。

不过，事情却并没有向仰融推演的方向发展，与沈阳的产权谈判最终破裂。

2年3月，华晨及其派生的所有公司被一次性划转给辽宁省ZF。

6月，仰融被华晨汽车董事会解除职务；10月，仰融被批捕，不过此时的仰融早已逃至海外。

仰融案，也成为“投资不过山海关”的真实案例。

此后，经过多重股权变更，华晨汽车集团成为辽宁省国有独资公司。华晨汽车集团也迅速、全面回归辽宁省。

宁波罗孚项目、湖北孝感雷诺项目被强行终止，金杯通用被上海通用整合，与英国出租车公司的合作半途终止。

祁玉民接手华晨

仰融还在时，一系列的资本运作使得华晨汽车拥有了光鲜亮丽的外表；掌舵人出走后，潜藏的问题就暴露无遗。

表面的欠薪、高负债、高亏损现象，内核的神秘组织构成，加上民营转国有产生的复杂产权关系，领导层频繁变动造成的复杂人事环境，以及大量人才的流失，庞大的华晨汽车支离破碎，成了一堆烂摊子。

年华晨两款轿车只卖了1万辆，净利润为负2.81亿元，企业只剩下给职工发工资的钱，另外还欠了供应商10亿元。

仰融出走后的4年里，华晨汽车换了3位执掌者，不仅没能扭转困局，亏损还更加严重。三任执掌者只好黯然离去。

年12月底，时任大连市副市长的祁玉民，空降到华晨集团出任董事长。

选择祁玉民接手华晨汽车，一个原因是他在大连重工任上表现出色，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另一原因是他任大连市主管工业副市长时，大刀阔斧实施大钢、大化等一批大型工业企业搬迁改造，具备改革经验，且以果断、强硬著称，是一个适当的人选。

他曾表示，十几年来一直清晰记得自己出任华晨汽车董事长的那一天。整个辽宁被风雪覆盖，天气无比恶劣，原本打算开车前往就任的祁玉民，最后坐上了前往沈阳的火车。

路上，他给姐姐发了一条短信：“我在雨雪交加中，怀着难以名状的复杂心情，去一个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单位从事陌生的工作。”

彼时的祁玉民，对于未来明显充满了不安感。

而彼时的华晨集团，也已彻底褪去中国第四大汽车集团的光环，不断在破产边缘反复试探。

一路不安的祁玉民到达沈阳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炸掉了前代人花费数百万造的假山——他似乎早已有了决定，将前代人一手构建的汽车帝国，基本清理个干干净净。

比如之前和罗孚、雷诺的合作项目，就算赔款也要停止；通用的项目直接卖给了上汽。不过最让华晨老员工深感不安的，是他从6年开始，慢慢将华晨宝马的中方管理权让渡给宝马的一整套操作。

要知道华晨宝马刚成立时，合资公司的财务权、行政权和销售权都牢牢掌控在华晨自己手里。

祁玉民来了之后，原本由华晨牢牢掌握的销售体系，率先失守——宝马就设立了华东和华南两大的销售区，区域经理全部由宝马中国指派。

之后，从财务行政、到市场公关，个个部门的实际控制权都纷纷落在了宝马手中，华晨的老人们痛心疾首，认为华晨宝马其实就是一空壳，但祁玉民对此一直三缄其口。

曾有业内人士分析，祁玉民看似雷厉风行，其实内心深感不安。

在他看来，宝马是鸡肋，华晨集团并没有经营豪华品牌的经验，他看着那些年的惨淡销量就浑身难受，但送给别家又不舍得，还不如将权力快速移交，让德方直接操盘，才能肉眼可见地缩小与奥迪之间的差距。

这一通操作下来，祁玉民似乎是将前朝旧痕抹得个干干净净？

并没有！

他留下了中华轿车，不过并不是按照前任的既定计划，将中华打造成自主高端品牌，而是选择向下行，彻底走人民路线。

就在华晨炸假山的同时，中华轿车正式发动价格战——尊驰的17万元版本被要求降到13万元，另一款13万元版本的被降到11万元。

几乎是同时，祁玉民火速上市了中华的第二款车型骏捷，并咬死定价在10万元以下。

中国人似乎对价格战总是充满了斗志和好感，降价后的中华系列很快为华晨集团打开了销量，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销量大涨，骏捷甚至取得过月销破万的成绩。

在合资板块，祁玉民对华晨宝马大放权，将财务、销售等都给了宝马。

这些举措，使华晨在短期内实现了自主与合资板块的双增长。7年，华晨汽车集团整车销售突破30万辆，销售收入超过亿元，一举扭亏为盈。

那一年，祁玉民的威望达到顶峰。

但这样的操作，也为华晨的长远发展埋下了祸根。

“拿来主义”结恶果

13年间，祁玉民将华晨从一个累计亏损80亿的烂摊子，变身为年销售额0亿元的辽宁状元企业，祁玉民无疑是一位颇具能力的领导者。但之后，他对汽车市场缺乏质量把控与驾驭力，独断专行，以至华晨集团走向溃败，也是不争的事实。

功过不相抵，每个人的过往也无法清零。漫漫人生路，无论在什么位置上，不玩花哨，踏踏实实走好自己的路，方能无愧于心。

如果能预见到14年后自己会因为这一任职而身陷囹圄，祁玉民还会接任华晨汽车董事长吗？

时间不能倒流，作为一名公务员，祁玉民也是无法选择自己的去向的。

客观地说，祁玉民是个出色的政府领导。

首先，他确实有魄力。

年，祁玉民接手的华晨是一家千疮百孔、濒临倒闭、连工资都发出不来的企业，当时华晨累计亏损近80亿元，供应商欠款10亿，工厂生产和企业经营已将近停滞。在祁之前，已经有几任董事长都在短暂任职后离职。

但祁玉民上任五天，就成功拿到七个亿的银行贷款，把华晨从生死边缘拉了回来。

同时，祁玉民雷厉风行地发动价格战，把华晨盘活了。

但实际上，华晨最大的靠山，还是宝马，祁玉民上任之后，华晨迅速放弃了对宝马销售、市场、公关等部门的实际控制权，尽管遭到诸多非议，但对华晨宝马销量的提升的影响却是立竿见影的。

在资本市场上，祁玉民也是长袖善舞。他靠着三家上市公司：华晨中国、金杯汽车、申华控股募集资金，在金融危机时斥资5亿元抄底增持了13.14亿股华晨中国，然后在每股大涨2港币的情况下，稳赚了26亿港币；剥离金杯汽车的中华轿车业务，甩掉了不良资本15亿元；后又出售5亿股华晨中国股份，再次套现11.25亿港元。

祁玉民如果继续从政，可能会官运亨通，做出更大的贡献。

遗憾的是，命运把他推到了华晨集团董事长的位置上。

政府官员转任车企领导，失败的案例很多，譬如说原任南汽董事长王浩良是从南京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调任，结果也是一腔热血难酬，抱憾离场；再如一汽集团原董事长徐建一，是从一汽成长起来，升任吉林市委书记，后又转任一汽集团董事长，最后身陷囹圄。

所以，对于祁玉民来说，导致他悲剧的既有他个人独断专行，没有管好自己和身边人、不懂造车的因素，但更多的则是体制导致的悲剧。

车企的领导需要的是像马斯克、皮耶希那样，把造车融入到自己的生命、血液中去，而不是一个政客。

外资依赖症

祁玉民执掌下的华晨，轻自主研发，重技术整合，他更希望利用外资车企的成熟技术研发新车，而非建立自己的正向研发体系。

祁玉民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我梦想有一个产品，它的底盘是保时捷调校的；它的造型、内外饰是意大利搞的；它的发动机是和宝马合作的。三大资源一整合，是不是一个好车就出来了？”

这样的思路，使华晨汽车在其他中国车企努力创建正向研发体系的时刻，荒废了时光，也在日后的激烈竞争中逐渐败下阵来。

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华晨中华和金杯的市场份额在年开始持续萎缩。而作为华晨的利润奶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华晨都在靠华晨宝马输血。

数据显示，截至年第一季度，华晨累计负债高达.75亿元。

年4月到5月，华晨先后13次成为被执行人；

上半年，华晨中华累计销量只有辆；8月，华晨中华职工开始放假轮休；

10月，华晨汽车集团因10亿元私募债券发生实质性违约；此前，华晨发行的多期债券已大幅下跌。

11月16日，华晨集团发布公告确认，目前，华晨集团已构成债务违约65亿元，逾期利息1.44亿元。因资金紧张，续作授信审批未完成，造成无法偿还债务。

11月20日，华晨集团正式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华晨有国企病吗？有，但这肯定不是华晨破产的病根。

恰恰是仰融一开始就把华晨拖入“外资依赖症”的泥潭。仰融一直都把重心放在资本市场，所以接手金杯客车之时，就只看到丰田在内的著名汽车厂，很多型号都不是自己设计的，宝马奔驰虽然制造精密，但零部件也都是对外采购的，连造型也是交给意大利的设计公司。但他完全没看到，这些企业都是有自己的看家核心技术，才敢在国际市场讨价还价。仰融不管这些，脑子灵光乍现，一条中国汽车的金光大道（投机捷径）出现在他的眼前！

如同发现新大陆一样，仰融兴奋地与周围人分享他的中国汽车理念：“经济全球化当下，关键是知识产权是否被自己所掌握。世界上有那么多汽车研究和设计机构都大量闲置，非要将国门设一道铁丝网，关起门来设计生产，非要将中国设计的产品才叫国产化、自主开发，这错了！”“中国20年内能出一个世界级的设计大师吗？不投亿进去，自己怎么可能设计得出车来？”“为什么我们不能这么做？为什么我们的中国汽车老是搞小而全、万事不求人？一个企业一定要%在本土研发生产？”

年，仰融找来了曾经服务过宝马的意大利设计师久加诺，从马可波罗到通心粉，滔滔不绝讲了一通中国式审美，并亲自对前脸格栅、裙围部分提出一大堆修改意见，让这位意大利大师直呼:你有钱，听你的！三年后，一款完全由外国设计研发，但华晨却拥有（买下）整车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华”汽车亮相，仰融因此登上了官媒，成为民族之光。

1年，为了研发下一代中华汽车，仰融又看中了德国宝马手里的英国百年老店——罗孚汽车。彼时，崇尚手工才有灵魂的英国汽车早就被市场淘汰了，罗孚衰退了几十年都没缓过来，在宝马手里还爆出20亿美元巨亏，变成了国际汽车业躲都来不及的烫手山芋。但对于从中国远道而来的仰融一行人来说，罗孚的技术、品牌和发动机实在太有逼格了，太英伦范了。

仰融发扬了抄底的投资精神，凭借资本优势，准备通过一系列技术转让、生产线引入和市场销售安排，一口气直接把这家给英国女王供过车、给皇家空军造过发动机的百年老店变成中华老字号。真有这么便宜的事吗？想多了。华晨能不能拿到罗孚的核心技术还说不定，宝马却早已乐开了花。华晨一接盘罗孚，宝马不单甩掉了累赘，还通过华晨探明了中国市场，开开心心的签了合资协议，一举杀入中国。这样貌似微笑合作，实则心怀叵测的对手，仰融还给华晨找了丰田、通用、雷诺等三家。

面对什么技术底牌都没有的华晨以及根本不打算投入搞研发的仰融，这些国际汽车老油条怎么可能给你核心技术？

汽车合资的坑

汽车合资，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凭技术说话，充满尔虞我诈的危险之路，别说仰融一介资本玩家，就连国家出面都险些被坑。年，经过四年时间谈判，北京汽车与美国汽车公司宣布合资成立中国第一家合资车企——北京吉普公司。中方希望引入美国技术与北京汽车的经典产品BJ做嫁接改进，联合开发新车型，逐步取代老产品从而实现技术自主。

但美国人却横挑鼻子竖挑眼，全盘否定了BJ，只为把切诺基以零件形式，全盘直接出口到中国，让中方变成组装代工厂。

没有技术就没有话语权，为不让合资计划泡汤，中方放弃了联合开发，决定先以散件组装形式引入少量切诺基。但美方的胃口显然没有得到满足。年，首批多辆切诺基BJ组装完成下线。

正当第二批8辆切诺基散件在美国港口装箱待发时，中国却由于外汇紧张，政策被迫收紧，无法及时支付货款。美国汽车公司以货物在港口滞留的损失为借口，单独在美国召开记者会，无限拔高事件性质，批评中国不适合搞投资，威胁停止资金投入、停止技术转让、停止人员培训，撤走美方专家。《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纷纷刊文，把一件商务纠纷迅速上升为政治事件，宣称中国的改革开放面临失败！这就是中国汽车发展史上惊动中央的“吉普风波”。等到中国政府、企业派出人员和美国汽车公司谈判时，对方果然开出了真正条件：中国五年内购入组装切诺基4万辆，总金额7.8亿美元。

如果协议达成，美国汽车公司一石三鸟：1、彻底打入中国市场，建立起完善的经销体系；2、扼杀中方自有产品，断掉中方独立研发可能；3、外汇紧张的中国短时间无力引入其他外资品牌。中方当然不可能答应这种条件，所以双方在谈判桌上鏖战五个昼夜，最终确定购入切诺基散件数量降到辆，同时必须加快国产化步伐。“吉普风波”宣告平息，却给幻想“市场换技术”的人敲了一个警钟：你想换别人的技术，可别人要的是你整个产业命脉。

每过几年，中国就会出现一批靠并购、整合的资本狂人，比如90年代创立德隆系的唐万新、10年后崛起的贾跃亭以及看似造汽车的仰融。不明不白的第一桶金，拿来主义的忽悠套路，跨领域的疯狂资本扩张，是他们共同的特征。一次又一次，老百姓把这些无限扩张的资本庞然大物看做民族企业的希望，连他们自己也被自己洗脑，以为不断买买买，靠规模就能撑出一个商业帝国。

无论他们如何高举民族品牌大旗，说什么把红旗插向世界之类的痴人妄语，只要不在乎自主研发，内核都是“买办思维”。幸好，今天的一系列事实都证明，凡是奉行拿来主义的企业，凡是没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最终都会被市场抛弃。更重要的是，中国再也不是当年那个技术仰人鼻息，见到洋品牌就双腿发软，需要拄拐杖，否则只能双膝跪地直呼牛逼的弱逼了。年，比合资比例放开更震惊汽车行业的，是特斯拉第一个以独资身份的外国车企进入中国，还享受超过亿的优惠贷款用于建设上海超级工厂。一时间，马斯克喜不自胜，国内所谓的互联网造车新势力则一脸懵逼。

很多人都奇怪，明明是特斯拉需要中国市场，为什么反而像是中国求着特斯拉呢？回顾汽车合资历史，特别是华晨这样“买办思维入脑”的国产品牌就能发现，拐杖拄久了，双腿就会萎缩无力，合资搞习惯了，反而会让整个产业畸形发展，最终自我窒息。燃油车时代，中国汽车产业大半壁江山败在“造不如买”、“市场换技术”的错误引导下。面对即将打开的新能源时代，中国缺的不再是特斯拉的技术，而是一条条激活竞争的鲶鱼！独资的特斯拉是鲶鱼，甩掉华晨的宝马也是一条鲶鱼。时代变了，华晨破产重整不过是开始，“买办们”的美好时光到头了。

仰融如果继续执掌华晨会如何，谁也不知道，但可以肯定，华晨最终不仅没能改出仰铺设的轨道，反而一条路走到了黑。其实，远走美国后，连仰融自己也没有摆脱惯性思维。9年，沉寂已久的仰融突然抛出一个宏伟造车计划：在美国投资亿美元，建设一个产能万辆的汽车项目；同时在中国投资亿～亿美元，建设一个产能万辆的汽车项目和万套的发动机项目。然而，几年后，仰融的正道汽车概念车一发布，熟悉的味道就来了。

十家九骗的石墨烯电池、可疑的一千公里续航、牛逼轰轰的意大利宾法外形设计，一切都是给资本目标铺路。今天再看，所谓的正道汽车，除了发布会和概念车，至今杳无音信，香港上市的股票也跌成了一元不到的“仙股”，还让宁波地方政府的造车计划又扑了个空。十几年了，仰融丝毫不改资本大师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