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汽车第一品牌”的黄粱一梦。
今天我们聊聊华晨这家汽车企业，它告诉我们，在中国做企业不讲政治是什么下场。
华晨的创始人叫仰融，原名叫仰勇，出生在江苏省的江阴市，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不过，有人说这个博士头衔有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嫌疑，他应该没有读过任何大学。仰勇初中毕业后，他先是做了一阵子的厨师，后来承包过家乡的一个小商店，再后来到江阴市外贸公司上班。年，他跑去炒股票，在浑水一片的早期股票市场上竟然如鱼得水，成了第一代资本炒家。于是，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仰融，大有“仰仗金融”的寓意。
年前后，因机缘凑巧，他结识了一个大人物，中国金融学院党委书记许文通。许文通是江苏启东人，老资格的金融教育家。中国金融系统很多显赫的官员和学者都曾经受教于许文通，在这个圈子里人脉深厚。仰融虽非科班出身，但他“野路子”颇得许文通的欣赏。通过许文通，仰融结识了一些高层政商人士，脱去了不少草莽气。后来，在许文通的鼎力襄助下，他赴香港创办华博财务公司，其初始出资方就是许文通担任董事长的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20世纪90年代初期，许多机制僵化的国有企业已经江河日下。在许文通等人看来，要把国有企业搞活，仅仅靠管理松绑和财政输血显然是走不通的，必须在制度架构和运营模式上有大胆的创新，而资本市场无疑是最可倚重的一种资源和手段。年轻气盛的仰融很是赞同这个理念。于是，在圈内人的引领下，他接触到了东北一家陷入困局的国有客车厂——沈阳金杯客车厂。
金杯创建之初，人员涣散，设备老旧，资金缺乏，于是厂长赵希友想到了发行股票的办法。赵希友的募资规模是1亿股，每股1元。为了融到资金，赵希友使出了浑身解数，可从年底发行股票开始，1年多的时间只卖出一半股票。就在这个时候，仰融以拯救者的形象出现在赵希友面前，说：“请你把剩下的股票都卖给我吧。我要让金杯成为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公司。”于是，仰融以原始股的价格买下万股沈阳金杯客车股票，成了金杯的大股东。
仰融当初用于购买金杯股票的资金是从哪里来的，这事至今是个迷。按照仰融自己的说法，投入金杯的资金一部分是向兄长借的，另一部分是炒股所得。而股市专家指出，年前后的中国资本市场规模非常小，进入流通的股票不到20只，仰融纵有通天奇才也绝不可能在一年半载的时间敛聚起数千万的财富。年《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仰融收购沈阳金杯的钱都来自许文通掌控的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这是家国企，所以他们很有可能挪用了国有资产。
在购股事宜完成后，仰融开始了一系列眼花缭乱。就在买下金杯股票的当月，华博财务公司、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与沈阳金杯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组建了新的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金杯占60％的股份，华博和华银分别占25％和15％的股份。年，华银把所有股份又转让给了华博。
6月，在高人的指点下，仰融悄悄在素有“免税天堂”之称的太平洋小岛百慕大设立了一个项目公司——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由华博%控股。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40％的股份被全部注入这家专门用于上市的“壳公司”。8月，他以“股份只有40％，不符合在美独立上市条件”为理由，又安排了一次关键性的换股，将华晨对金杯客车的控股比例扩大到51％，成为该公司的控股方。在数次洗牌后，收购资本的提供方、国有性质的海南华银日渐淡出。
与此同时，他不动声色地完成了对华博的资本改造，将其股权结构改为他占70%、另一自然人占30%，法定代表人仍是他。在数次洗牌后，收购资本的提供方、国有性质的海南华银日渐淡出。年，许文通离开海南华银，随即出任香港华博财务公司董事长。这波操作很难不让人怀疑其中暗含着官商勾结。
通过这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资本重组，仰融充分放大了自己在这个上市项目中的权益。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小细节在当时被他自诩为精妙之笔，后却成了他的“阿克琉斯之踵”。
沈阳金杯要在美国上市，仅凭一个国有企业的概念还不足以引起美国投资者的兴趣。于是，在幕后高人的指点下，仰融的华博与许文通的海南华银、中国金融学院，以及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司，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其性质是“非官方的非营利性组织”，注册资金由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司拿出10万元，华晨则出资万元，仰融出任董事、副会长。随后，华晨公司隐身其后，将资产以“划入”的方式全部放进基金会中。
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基金会对金杯的上市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美国证监会官员到中国考察时，中国人民银行出面接待，一些文件都是在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个会议室里签署的。将一个有官方背景而性质又是非官方的非营利性组织的基金会作为上市公司的主要股东，这既激发了投资商无限的想象空间，又对实际运营不造成影响，可谓是华晨上市过程中最为精妙和关键性的一招。
年7月，金杯汽车A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10月，以金杯客车为主要资产的华晨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将一家毫不起眼的公司重新包装，居然能在国内及全球最重要的资本市场上双双融资成功，这的确是一件非常罕见的事。当时中国的证监会尚没有成立，连《公司法》都还在讨论中，华晨的海外上市游走在政策的边缘地带，最终成功突围，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第一股”，在华尔街获得超额认购85倍，融资万美元。后来，很多中国公司赴美上市，都是参考华晨的招股说明书，仰融也是对外宣称自己是推动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第一人，哈弗商学院更是把华晨上市招股书收录为经典案例教材。
在美国上市成功，得益最大的当然是金杯客车。这家由农机部门拼凑而成的汽车厂一跃成为国内产权性质最优化的知名企业。辽宁省和沈阳市雄心勃发，发誓要在东北打造一个全新的汽车产业基地，用当地官员的话说，“要把沈阳建成为中国的底特律”。
华晨上市让仰融一战成名。不过在当时，金杯客车在他眼中无非是资本运作的一个题材而已，对于汽车行业，他所知不多，而且也兴味索然。他当时最想干的事情是如法炮制，把一家又一家的国内公司弄到美国去上市。因此，他很高调地在上海搞了一次研讨会，推广华晨海外上市的经验，结果北京相关部委得知后大为不快，发通知警告华晨此举是“非法”的。仰融的复制梦就此破灭，只能认认真真的去经营这个汽车厂了。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汽车产业可谓哀鸿遍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两大轿车品牌，“上海”和“红旗”均宣告停产。而这时，德国大众在华投资却逐年增加，它出产的桑塔纳轿车年产6万辆，竟接近“上海”牌轿车在过去28年里的总产量。年，上海大众的税后利润一举超过了大众的全球赢利目标，因为在中国，一辆普通的大众桑塔纳轿车的售价几乎6倍于该产品的世界平均价格。
年5月，国家有关部门决定，在未来4年内报废万辆在年前制造的老汽车，绝大多数的国产老轿车都在此列。这对于中国汽车产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利好，可惜那些老迈的国有老厂已经无缘分享这块大“蛋糕”，但仰融却嗅到了机会。
当时，金杯公司的主打产品是“海狮”牌小客车。而在这个市场中，长春一汽的“解放”牌面包车无疑是当之无愧的老大。仰融把全公司最优秀的研发人员全部集中起来，专门针对“小解放”开发出了一款低成本的海狮新车型。
在这期间，发生过一段很见仰融性情的逸事：仰融曾去长春拜访一汽董事长耿昭杰，耿昭杰傲慢待之，仰融颇为不忿。海狮新车型设计出来后，仰融卷着图纸再找耿昭杰，说：“我这个车一卖，你的小解放肯定就不行了。但是我开发这个车呢，也肯定要亏本。我一个月生产台，一年打个折就是0台，你每台车给我1万元，总共0万元，我把这个型号的许可证卖给你。这个情况，我现在通报给你，如果你不同意，我就按我的方式干了。”耿昭杰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人，以为他一定是疯了。新海狮推出市场之后，因其造型新颖、价格低廉、营销手段灵活而深受中小城镇用户的欢迎。仅1年后，一汽的“小解放”就由赢利转入亏损，两年后被迫退出了竞争。
在经营策略上，仰融将业内的“行规”一一打破。本来就对汽车业不熟悉的仰融，在经营上毫无包袱和成见，因此打起仗来新招迭出。当年，海狮客车第一个在产品广告中打出售价，杜绝了经销商中间做手脚的可能；它还第一个实行全国统一折扣，全国各地经销商不分远近大小，统一折扣百分点，杜绝了内部人员与经销商勾结牟利的弊端。沈阳金杯一路高歌猛进，迅速成为国内轻型客车市场的老大，每年的销售额都以50％的速度增长。
初战告捷之后，仰融对汽车行业的兴趣越来越高。一个小小的轻型客车市场显然无法让他吃饱，他又把目光迅即投向了这个行业最肥沃的一块天地：家庭轿车。20世纪90年代末是中国消费市场的一个突变期，随着民众购买能力的提升以及国家政策的鼓励，汽车成了新的消费热点，家庭轿车的拥有量连年翻番。
可是，当时国内的汽车工业“百病缠身”：投资分散，开发能力差，生产成本高，销售服务体系近乎原始。尽管市场前景广阔，但是对于中国的汽车制造商来说，机会却未必很大。可是，仰融偏偏不信这个邪。他提出，“要制造拥有百分百知识产权的中国轿车”。
仰融造轿车，并不像别的企业家那样按部就班。从年底起，仰融就开始筹划引进德国技术和设备，打造一条年产10万辆轿车的生产线。年3月，华晨控股上海老牌上市公司申华实业，并更名为“华晨集团”，这成为他打造华晨汽车帝国的一个重要的资本平台。10月，“华晨中国”在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发行万股股票，募集资金6．5亿港元。仰融对外宣布：“华晨将在5年内斥资40亿元，打造中国人自己的轿车。”
到年前后，仰融打造出了一个市值高达亿元之巨的“华晨系”。旗下有5家上市公司，系内各种关联公司家，其中控股家。
仰融在自主品牌的打造上实行的是双轨并行的战略。一方面，通过委托设计、自身滚动积累的方式培育核心研发能力。华晨出资1亿元，与清华大学联合成立了清华大学汽车工程开发研究院。另一方面，他打破常规的合作模式，在中国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大背景中，同世界级别的汽车公司寻求不同形式和内容的合作。
华晨先后与5家国际大汽车公司开展了广泛的合作，仰融得意地称之为“五朵金花”：与宝马公司达成意向，合资生产宝马在全球销售最好的3系和5系轿车；与美国通用共同投资2．3亿美元组建合资企业，生产雪佛兰卡车和SUV；接手位于湖北孝感的三江雷诺，控股55％，计划引进雷诺家用型经济轿车“甘果”；收购沈阳航天三菱，与三菱合作生产轿车发动机；与丰田公司合作，开发适合中国市场的丰田经济型轿车。
在“金花”们的拥围下，自主产权的轿车研发便不再是闭门造车：请世界著名设计大师主持车型设计，整车性能验证由国际权威机构试验鉴定，工艺设备均由世界著名汽车设备制造公司提供，重要配件则由国际著名汽车厂商供应。他将新轿车起名为象征意味十足的“中华”牌。
在仰融的规划中，未来的华晨将在一家金融控股公司之下，形成汽车、金融和基础建设等三大板块。其中汽车占总产值的80％，到年实现万辆的产销、亿元的营业收入、亿元的利润。无疑，如果这个目标得以实现，华晨就将成为中国最大的汽车公司。
一直到年初，仰融的事业毫无败落的迹象。
这一年，仰融开始与英国著名汽车公司罗孚商谈，规划南下新建汽车基地，决定把罗孚项目放到浙江省的宁波市。可是，自金杯被救活之后，辽宁省和沈阳市政府就一直将汽车产业作为全省最重要的支柱性产业，沈阳市也从来没有放弃“中国的底特律”之梦，他们自然希望仰融把所有的资产和项目都放到沈阳。在过去的10年里，他们对华晨有求必应，不遗余力。就在超速扩张的关头，仰融调头南下，这在官员看来无异于背叛。
政府方面希望仰融把罗孚项目放在辽宁，年初省政府的主要负责人还具体地提出了一个“大连方案”。仰融则坚持在宁波建厂，不过他承诺沈阳仍然将是华晨的客车基地。显然，这是一个无法让政府方面满意的答复。就这样，矛盾突然在年的秋天激化了。
一向低调而神秘的仰融在年变得异常高调，他开始频频接受记者的采访，出现在各种财经类媒体的封面上。在《福布斯》杂志公布的“中国富豪排行榜”上，仰融以70亿元资产排在希望集团刘氏兄弟和欧亚集团的杨斌之后，位列第三。在此之前，除了汽车界之外，很少有人知道仰融的名字，他以暴富者的形象一夜而为天下所知。
终于，10年前那着“精妙之笔”终于露出它狰狞的一面。政府方面认为，华晨绝对不是仰融的华晨。根据10年前的股权设计，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才是公司的真正所有者，而基金会无疑是国有资产的代表者。
事实上，仰融对华晨的所有权一直耿耿于怀。他对此的心态有过一段很微妙的变化。在美国上市后的很长时间里，他在公开场合都承认华晨是国有资产。年，他在一个场合受到中央领导人的接见，中央领导人问他：“你这只股票上了市，赚了钱算谁的？”仰融脱口而出：“全部是国家的！”随着企业的不断扩大，仰融的说法渐渐有了变化。年10月，在一次高层会议上，他突然提到“华晨的出身不好”，他说：“什么叫出身不好……当时很多事都说不清楚，直到今天我有些事是否就有权利讲清，也不一定……”在所有的“说不清楚”中，最让他寝食难安的，应该还是华晨的产权归属问题。
在讲这一席话的时候，仰融其实对产权的“了结”已经有了自己的全盘构想——
第一步，他设计并构筑了一个“资本的迷宫”。“华晨系”的多家企业资产关系盘根错节，互为关联，其复杂程度让人叹为观止，全天下真正弄得清楚的大概就只有他一人了。
第二步，在宁波项目中埋下伏笔。他在宁波注册成立了一个由他出任法人代表的中国正通控股公司，成为华晨与罗孚合资的中方母体，同时在华晨集团内组建了职工持股公司中国正通投资公司与后者再进行某种方式的股权交换。这样，一个产权清晰的“新华晨”就诞生了。未来，如果沈阳金杯尾大不掉，他完全可以弃之不要，在宁波罗孚项目上换壳重生。
第三步，他开始与政府洽谈基金会问题。他认为，基金会只是为了上市而设计的一个“壳”，当年的国有投资仅10万元而已，后来国家就再也没有一分钱的投资。因此，国有资产在华晨中所占的比例最多不能超过30％。
仰融认为自己百密而无一疏，没有人可能从他手中把“金杯”夺走。他唯一没有算到的是，对方宁愿把“金杯”砸掉也不肯给他。政府认为华晨属于国有资产，为此，辽宁省成立了由常务副省长牵头的华晨资产接收工作小组，跟仰融进行谈判，接收工作小组同意给仰融团队30％的股份。但是，仰融一直以不妥协的姿态行事。最后，财政部企业司下发公函，将华晨及其派生的所有公司，一次性划转辽宁省政府，所有债务亦一并划转。仰融看大势已去，2年5月，以旅游护照悄然赴美不归。
2年6月，华晨汽车董事会解除了仰融的公司主席、总裁等职务，理由是“不恰当地作出与基金会的业务方针相违背的业务决策，并因而不能顾及本公司股东的集体利益”。6月25日，身在美国的仰融将自己所持有的华晨中国股票在香港股票市场全部抛售，套现万元。
仰融出走后，宛若迷宫的“华晨系”实非外人可以掌控。因此，辽宁省政府方面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挽留团队骨干。最终，仰融的4位助手、被外界称为华晨的“四大金刚”均同意留任。政府承诺4人可按每股0．95港元的价格，分别获得万—万股不等的期权认购权，共占华晨中国总股本的9．％。
2年8月20日，“中华”轿车的市场投放仪式在北京隆重举行，最先上市的中华标准型轿车市场售价为16．98万元，它成为中国市场上唯一与国际品牌抗衡的中档国产轿车。造成决裂的导火线，位于宁波的罗孚项目被理所当然地终止。为了终止合同，华晨赔付了2亿多元人民币。
被委以重任的“四大金刚”也没有表现出令人信服的运营管理能力，华晨中国的利润从年的9亿元下降到4年的万元。在重整乏力的情况下，“四大金刚”悉数离开华晨。后来，吉利、比亚迪等国产品牌崛起，市场没有留给华晨什么太大的机会了。
思考题：
在中国做企业究竟应该怎么处理跟政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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