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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青

Cindy

11月13日，辽宁省最大的国有企业——华晨汽车被申请破产重整，被执行总金额近亿，负债高达亿。

11月20日，华晨集团正式宣告破产重整。

11月30日，华晨集团现有债权人召开了债券持有人大会，华晨方负责人代表向债权人致歉：

“尽管我们付出了很多努力，仍未能让集团生产经营好转，也没能有效化解华晨集团的债务和资金风险，对此我们深感愧疚，并在此表示深刻检讨。”

恍然间20多年过去了。曾经的“赴美第一股"华晨，却成了汽车合资股比开放后第一个被外企“缴枪”的企业，华晨做错了什么？

东北“巨龙”遇奇人

华晨集团的前身可追溯到年成立的国营东北公路总局汽车修造厂。

年，更名后的沈阳汽车制造厂试制成功五台“巨龙”牌载货汽车。名字是叫的响亮了，但是，没有一汽的背景，没有北京的资源，再加上“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诅咒”，出路往何处走？

年，时任沈阳农机工业局副局长赵希友，授命将全市50多家的小作坊合并成为金杯汽车厂，赵希友的title也换成了：金杯汽车总经理。

同年，金杯同丰田签订商用车技术支持协议，第三代海狮车型被引入中国，交给沈阳金杯生产。这就是90年代大街小巷看到的白色金杯面包车。

按照中国当时定下的汽车发展战略，一汽、上汽等一线车企有国家推动的中德、中美合作，以成立合资公司的形式落地中国。日企没赶上第一批合资，丰田一边跟天津汽车、一汽谈合资的事情，一边通过技术转让、技术支持的形式先一步进入中国市场。

拿到丰田海狮的制造技术后，金杯2年之后一年生产大约3.5辆客车、利润过亿，一度供应中国四分之一的皮卡市场和一半的小巴市场。但汽车是个资本高度聚集的行业，一条生产线动辄都是数亿甚至数十亿元的投入。

刚脱离计划经济的中国汽车业除了缺技术，还非常缺钱。地方国企金杯就更缺钱了。赵希友发起股改，去沪市融资。但当时刚建立不久的A股也缺钱，等到1年金杯在上交所IPO的时候，计划发行的1亿股股票只卖出万股。

转机也在这时候来了。

仰融出现了。

他找到了赵希友，买下了万股金杯汽车的股票，成为了大股东。

背景不怎么公开的香港商人仰融，没有汽车行业的从业经验，原本只想找合适的公司，希望把它包装到美国上市。国企平台、股权结构简单的金杯是他们的标的公司。

当时金杯汽车的资产并不优质，他想把金杯汽车送到美国资本市场。他在避税天堂百慕大成立“华晨中国”，并将自己手上0%的金杯汽车股份转让给了华晨中国。

但华晨中国并没有控股金杯汽车，不符合美国上市条件。

仰融又把华晨中国的股份转让给金杯汽车股东手中的股份，让华晨中国持有了金杯汽车51%的股份，就这样打造了一个国有企业在美上市的概念。

仰融通过百慕大华晨控股和香港华博财务先在1年以每股1元的价格认购沈阳金杯汽车万股股份，随后香港华博联合海南华银信托，与金杯汽车联合成立沈阳金杯客车——这是之后“华晨系”不断进行资本运作的主要资产，三家公司分别占股25%、15%、60%。

当时还没有成文规定，但合资汽车企业都是至少国资占有50%股份。这就带来一个问题，美国证监会要求单一职能的美股上市公司对核心资产必须有至少51%的控股权。

只持有金杯客车0%的仰融一方又联合香港华晨、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司、中国金融学院和海南华银成立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并由基金会受让原来仰融持有的0%金杯客车股份，以及金杯汽车另行注入的11%股份，从而以51%的控股权达到纽交所上市要求。

就是这一步操作，给仰融埋下了祸根。

万里牵“宝马”

2年，华晨中国IPO价格是16美元一股，发行了万股，成功募集了万美元，成为了美国资本市场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一股”。

这一年的9月29日，国家体改委在北京二十一世纪饭店召开会议，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突然在会上严肃发问：辽宁的同志谁来了？华晨在美国上市是怎么回事？

现场人员纷纷摇头，一脸疑惑。

在那个证监会尚未成立、《公司法》都还在讨论之中的年代，海外上市属于游走在政策的边缘地带，尤其是涉及到国有资产。作为国企的华晨赴美上市，并未上报给中央。

直到香港媒体的一条新闻发布后，国务院才得知此事，有关领导立即做出了严厉批示，要求迅速查清情况。

虽然对华晨展开了调查，但并不妨碍另一边华晨的美国上市之路顺风顺水：华晨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第一股”，获得超额认购85倍，融资万美元，减去万美元的中介费，算是给国家拿回来万美元。

优秀的回报下，调查不了了之，只是从此国有资产境外上市一律要经过批准。

华晨美国上市共募集万美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净得资金70万美元。那个时候，吉利的李书福还在一边造冰箱制冷机，一边跟着他二哥做铝镁曲板生意，为之后的汽车生意进行资本积累。

上市后不久，金杯客车由于产品和宏观经济下行等原因导致业绩下滑，3-5年营业额分别为13.1亿、12.6亿和10.56亿元，净利润也从1.0亿下降到0.29亿。

好在，上市募资帮助华晨度过了不景气的几年。5年，中国经济开始变好，私营企业主用桑塔纳、奥迪会客，用金杯、五菱拉货+载人逐渐成为一种标配。

也是这一年，原本只想做财务投资的仰融正式接管金杯汽车，开始由资本运作转向了实业经营。仰融虽然没有干过汽车，但他走了产融结合的道路，用他的话说，就是“金融是手段，汽车才是目的”。

5-年，金杯的营业额每年3%的速度增长。华晨中国年向纽交所提交的财报中，金杯客车销售收入63亿，在轻客市场占有率60%，税后利润18亿元，仅次于上海大众、一汽-大众这两个国家重点扶持的大国企。

有利润、有产线、有渠道以及民营的身份，让华晨成了宝马理想中的合作对象。

前宝马大中华区总裁、当时参与合资谈判的昆特·席曼在采访中称选择华晨主要是看中了华晨的管理机制和民营体制，以及“仰融的个人魅力”。

千禧年，运还是劫？

千禧年开初，华晨是驰骋在中原大地上的一头猛虎。

当年，华晨金杯海狮年销10万台，在当年容量不够大的乘用车市场中夺得头牌，轻型客车市场占有率一再达到75%，当之无愧佼佼者。

随后，华晨宝马项目先于东风日产、广州本田项目落地，成为当时合资市场绝对压倒者。另一侧，中华骏捷成为了入门级家用车市场新时代先锋，疯狂斩杀入门级合资产品。

身材不高、浓眉飞扬、“大背头”永远纹丝不乱的仰融，平时极少把观察他侧面以至背面的机会留给他人。其人工作狂热、作风迅疾而缜密、谋略深藏不露，这些气质似乎构成了一道气场，把他与周围的人区隔开来，即使是华晨下属往往亦近身不得。

年10月18日，宁波，华晨60名中高层被召集在这里，七一讲话人手一份。

“今天为什么要开这个会？要学习‘三个代表’，今年中国喜事不断，而总书记的讲话是一个划时代的讲话，”仰融的声音一如往常地洪亮，“另外，华晨十年了，我们都没有能够坐下来，开这么大范围的会总结一下。”

仰融主动给大家解华晨之谜，“……在越南打过仗，年受了一次大伤，腿断了，头也打开了，三进手术室，奇迹般地、没有残废地活了下来，这以后便开始既珍惜又藐视生命……华晨的出身不好，什么叫出身不好……当时很多事都说不清楚，直到今天我有些事是否就有权利讲清？也不一定……”

最后，仰融归结到汽车上，谈起了竞争对手的情况、华晨的长处和短处，强调华晨今后要把重心放在造车上面，而中华轿车只是一个过渡产品。

仰融多次说起他读《孙子兵法》而悟出座右铭：知变则胜，守常则败。的确，他不断导演了华晨一轮轮形状与内涵的演变。

年，华晨集团市值高达26亿，包含5家上市公司，家关联公司。仰融登上中国富豪榜前三名，他的财富是以他在华晨中国的股权占比计算出来的。

然而年，事情发生度的转变。

那一年，辽宁官场巨震。前任领导默认的事，并不代表这任领导会承认，仰融多年经营的政府关系瞬间坍塌。

真正触发仰融与当地矛盾的导火索是，前者想与英国罗孚汽车公司合作，并把合作项目放在浙江宁波。但当时辽宁是想把汽车作为全省重点产业，甚至想把沈阳建成为“中国的底特律”。

年，仰融与当地的谈判破裂，5月份避走美国，从此再没回来。

失去棋手

仰融在给华晨汽车下了格局很大的一盘棋，突然失去了棋手，无论谁来接手，都无法理解原来棋手的格局。

诺大的华晨汽车，除了华晨宝马拿得出手，其它子公司都是在亏损的边缘徘徊，苟延残喘。

到了年的时候，华晨的亏损额竟然达到了32亿元。

这时候华晨需要一个像仰融一样能力挽狂澜的人物，也许是上天对华晨产生了怜悯，真的有这样一位人物出现了。

年12月，原大连市副市长祁玉民成为新任掌门。

新官上任三把火，祁玉民的第一把火便是为华晨争取到了7亿贷款，第二把火是炸掉了仰融曾经在华晨修筑的假山，以示自己变革的决心，第三把火则是大打价格战。

价格战带来的效果是显著的，但是后果也很严重。价格战不可避免的会拉低品牌价值，但是华晨当时并没有做出及时有效的挽救工作，导致消费者信心直线降低。

降价同样带来资金链短缺的严重问题。为了能有源源不断的资金流，华晨只能依赖宝马的体系。

最可惜的是，在换胎宝马合作这么多年里，华晨几乎没有学到任何有用的技术，再看这两年，华晨已经完全没有能力去研发出真正意义上的新车了。

二是没有利用好手中的资源，过度依赖宝马，没有对技术进行吸收整合，反而是将自己变成了宝马的代工厂。

这也导致后来其他自主品牌激烈竞争品牌向上的时候，华晨没有任何能拿出手的自主车型，只能看着自己一点一点衰亡。据统计，年华晨控股的净利润为63亿，其中华晨宝马贡献了76亿。

假若华晨与宝马合作的这些年里能够吸收和整合宝马的技术，今天的华晨应该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自主品牌。

只是，历史没有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