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败局②》写于年，书中则有不少政商博弈的失败案例。在某种意义上，它具有更为鲜明和独特的中国式特色。这本书主要记录了健力宝、科龙、德隆、中科创业、华晨、顺驰、铁本、三九、托普九家企业的成长与衰败足迹。在《大败局②》中，我们既看到了企业家们聪明过人，也看到了他们的鲁莽轻率，其中也有十分专业和大胆的，也有粗枝大叶和粗鄙的。他们中有些人还是发明家、高级知识份子，比如科龙的顾雏军是个发明家、华晨的董事长仰融是个经济学博士、三九的掌舵人赵新先是个学术地位很高的军医、顺驰的总裁孙宏斌是哈佛商学院总裁班的学员，他们本身或是产品发明与创造的能人，或是擅长资本运营的高手，或是熟悉企业管理的高手。他们在那个时代创业的热血拼劲，让他们得以成功，但他们也同样受那个时代政商关系而纠缠不清、从而被束手束脚、也因市场瞬变而掣肘。这本书里有企业不可复制的中国式的成功，也有企业依然尚在的中国式的失败各种骨子里的因由。在中国，政府是最重要的资源配置者，因为：第一，政府掌握土地，掌握行业的准入门槛，掌握人才的配置权，掌握信贷关系……它掌握了那么多的东西，所以得承认它是资源配置者。企业是财富创造者、纳税贡献者、是就业人口的贡献者，就不是资源配置者。企业家是最重要的商业创新者，所以这就是政商关系建立的前提：政府是资源配置者，企业家是商业创新者。政商分不开。我们都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有天然的关系，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背后有两层意思：第一，经济基础的成功最终取决于上层建筑的成功，所以，经济改革的成功取决于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成功，没有一个国家是经济改革非常成功，然后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都一塌糊涂和非常专制的，没有合理的制度，就别谈什么经济发展。第二层意思，上层建筑的发展是对经济基础的一种投影，同样社会的发展也是需要经济来助力，往往是经济技术发展到一定地步以后，推动上层建筑的建设，上层建筑很难超前于经济基础的变化。在本书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三种政商博弈的景象：产权明晰化过程中的政商破裂。健力宝和科龙这两家企业都是在创业型企业家和地方政府的共同艰苦努力下成长起来的，最终却因双方沟通破裂而酿成悲剧。宏观调控中的利益分野。在年春夏之际，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宏观调控，在重点治理的行业？便出现了很多著名的败局，如资本市场的德隆、房地产业的顺驰、钢铁行业的铁本等等，它们都因为对宏观形势的判断失误而马失前蹄。地方利益竞争格局中的牺牲者。香港的张五常教授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整个儿就是区域激烈竞争的产物。这种状况直接导致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形成了一股自下而上的改革浪潮。同时，它也在客观上造成了资源的区域性分割，相互以邻为壑，楚汉分明，而那些试图通过全国性布局以形成整合优势的企业则很可能在无意间陷入这种利益之争中。在华晨案例中、我们即可看到中国汽车产业最富想象力的企业家仰融如何失陷于此。诞生于市场竞争领域的民营企业在政商博弈中的弱势地位有目共睹，企业家们为之付出的代价也可谓“血流成河”。企业家冯仑甚至认为：“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自如，持续发展。”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如何有技巧地游刃于越来越错综复杂的政商博弈之中、将成为考验中国企业家的最大挑战。案例一:健力宝“东方魔水”是如何变味的？年，广东三水县二水酒厂厂长李经纬获得一种新型运动型饮料配方、推出“健力宝”饮料品牌。健力宝成为中国奥运代表团的首选饮料。年、广东健力宝有限公司成立。健力宝成为当年全运会的最大赞助商、声名大噪。年、健力宝进军美国，并动用巨资购进纽约帝国大厦其中的整整一层。年、创业10周年庆典，产品销售超过18亿元、名列全国饮料酿酒行业的首位。年，38层高的广州健力宝大厦落成，健力宝总部迁到了广州，产品销售额突破了50亿元大关。品牌美誉度极高。年秋天，健力宝在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方案行将通过，三水市政府以“没有香港暂居证，因而不得购买H股原始股票”为理由，拒绝批准经营团队购买股票，李经纬一怒之下，放弃上市。年，李经纬提出在公司内部实行员工股份合作制的方案，由管理层自筹资金4.5亿元买下政府所持有的股份，方案被政府否决。年，健力宝经营业绩下跌到31亿元，上缴政府的利税也从1亿元降到万元左右。7月，三水市政府召开健力宝转制工作联席会议，九成与会官员主张卖掉健力宝、但决不能卖给李经纬团队。年1月15日、三水市政府向浙江国投转让健力宝75%的股份、作价3.38亿元，28岁的张海出任集团董事长年5月，健力宝全新产品“第五季”正式推出。张海，一个真正的骗子。据说，当张海拿到健力宝的资产调查数据时，曾得意的仰天大笑，他以小博大，吃下了庞然大物般的健力宝。年10月、广东省人大以涉嫌贪污犯罪为罪名罢免了李经伟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年11月，健力宝集团收购河南宝丰酒业。12月、组建“健力宝足球俱乐部”。年3月，健力宝集团投入2亿元推出“爆果汽”等三大系列新产品。年8月，因经营业绩不佳，张海被免去健力宝集团董事长兼总裁职务、祝维沙任总裁。年10月，台湾统一集团出价1亿美元收购健力宝、受到经销商的狙击未果。年11月，张海团队将股份转让给李志达、三水区政府以小股东身份强力干涉，转让流产。年12月7月，三水区政府出面主导健力宝恢复生产，李经纬以“双规”待罪之身，坐着轮椅出现在正在召开全体员工大会的健力宝集团大礼堂。年3月，张海在广州被刑事拘留。年2月，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职务侵占和挪用资金罪名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年，台湾统一集团入主健力宝。在年前后的中国国有企业产权变革大潮中，健力宝案可谓一个经典的范例。在处置国有企业产权的时候握有生杀大权的地方政府出于对经营层的极端不信任转而试图从外部寻找产权改造路径，国有资产成为跨国公司和资本经营者们争相追逐的猎物。在这个过程中对现有经营层的无情排斥，与对外来力量的盲目信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说经营层MBO因为缺少透明的操作流程会产生国有资产流失及不公平现象的话、那么，健力宝式的改造途径则产生了更大的经营风险和交易的灰色性。在这个案例中，所有你能够想象得到的商业戏剧性——神话、欲望、博弈、阴谋、报应、轮回都一一地上演了，它充满了那么多的偶然性、但却又仿佛滑行在一条必然的悲剧之轨上。为什么三水政府和李建伟的关系一直很糟糕呢？为什么政府宁愿把企业卖给一个不熟悉而且不懂行也的外人，也不卖给一手把企业培养大的李建伟呢？这其中，他的性格也有一定的原因。从李经纬在商业经营上的决策，可以看出他是个很有胆气与魄力的人。但是同时，也有一些独断专行。对体育情有独钟的李经纬很喜欢李宁，当李宁表示想做自己的服装品牌时，李经纬表示全力支持，投资了大量资金帮助李宁。这些钱都是健力宝的，但彼时的健力宝是国企，真正的老板是三水政府，李经纬只是相当于“CEO”的角色。对于李经纬用健力宝的资金支持李宁这个私人品牌，领导们很不满，但李经纬丝毫不在意，依然独断专行。这种独断专行的性格，让李经纬与领导们的关系渐渐产生了裂缝。后来李建伟见了中央领导后，心态膨胀了，更是不把这些小领导放在心上，这就导致了“CEO”与“政府老板”的关系逐渐破裂。当地的政府一方面还指望健力宝带来的税收和盈利，但是另外一方面企业越来越壮大，政府也觉得无法掌控。年，健力宝总部大厦在广州建成，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健力宝倾颓的导火索。三水政府担心健力宝真的搬到广州，会导致当地的税收没有了。于是在年时，三水政府决定出售健力宝，通过会议决议，无论如何，都不卖李建伟所领导的管理团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后来卖给了一个骗子，导致经营一路下滑，到最后折价卖给了台湾的统一集团。打败一家企业的，未必是商业上的竞争对手，还可能是“自己人”。商业的事情就应该由商业来解决，别让“关系”成为你的杀手。案例二:科龙:一条被刻意猎杀的龙它曾经是中国最具成长性的家电公司。从捶打出第一台电冰箱到“全国销量第一”，它用了7年时间，从创利6亿元到巨亏损36.93亿元，它也用了7年时间。经济学家说，科龙的结局是时也，运也，命也。欲哭无泪。年10月，潘宁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打造出中国第一台双门电水箱，顺德珠江电冰箱厂成立。年，潘宁聘请香港影视明星汪明荃代言容声电冰箱广告，是为港台明星代言第一例。年1月底，邓小平视察珠江电冰箱厂。年底，珠江电冰箱厂荣登全国电冰箱产销量第一的宝座，在这个位置上，它一直稳稳地坐了8年。年，珠江电冰箱厂改组成科龙集团，新创科龙品牌。年，科龙电器在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上市，融资12亿元，成为全国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乡镇企业。当时的状况是，中国的电冰箱企业靠“价格割喉战”迅速地击败了早先在中国市场上靠品牌优势而获得先机的跨国企业。但是潘宁知道，要稳固本土企业的市场战果，还必须拥有核心的技术开发能力。当时所有的国产家电企业，其实都还是一些装配工厂，其核心部件仍然需要从国外引进。全球电冰箱的核心技术都被日本东芝、三洋及松下等公司所掌控，所以将技术开发的前沿延伸到日本本土去，是一项成本很高却将有奇效的战略。年，科龙实现营业收入34亿元，利润6.6亿元，获香港《亚洲货币》杂志评选的“中国最佳管理公司”和“中国最佳投资者关系”殊荣。年10月，科龙和华宝集团宣布联合，这是当时国内家电行业规模最大的一次企业联合。年12月，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潘宁辞去总裁职务；第二年4月，卸任董事长。潘宁之后的科龙，进入了一个整肃期，自称为“科龙革命”。这是一个激进宏大而又寓意不清晰的定义。它是一场怎样的革命?革命的对象是谁?要达到怎样的革命目标?没有人说得清楚。真相也许是，后继者为了填补创业者潘宁走后留下的巨大的信念空白，不得不用这种看上去很激进的方式来凝聚人心和激发市场信心。“革命”是一个有血腥气息的字眼，若公司身处难以逆转的险境，百般无奈之下或可用霹雳手段一试。对于科龙这样正处在效益高峰期的企业而言，因人事之地震而突施这种非常规的战略，其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这场革命几乎革掉了科龙自己的命。年，继任者王国端发动“科龙革命”。7月，科龙电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A股，募集资金10.6亿元。年6月，王国端辞职，容桂镇镇长徐铁峰出任科龙总裁。年4月，科龙电器年报公布，亏损6.78亿元。年10月31日，顾雏军的格林柯尔公司宣布以5.6亿元(后来金额降低为3.48亿元）收购科龙电器20.6%的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年4月，科龙电器公布年报，亏损15.55亿元，创下中国家电上市公司之最。从年起，顾雏军实行“顾氏新政”，年度中报赢利1.12亿元，一举扭转了几年亏损的局面。在转型期的中国，很多企业家在创业初期的原始积累阶段都有过不可告人的秘密，它们如噩梦般潜藏在那里，随时都有可能被可怕地引爆。对这段“原罪”经历的反思、忏悔与洗刷，考验着企业家们的智慧。顾雏军用的方式也许是最“笨拙”的一种，面对媒体的种种质疑，他总是采用激烈对抗和不予解释的方式。年5月，顾雏军宣布在南昌投资3.6亿美元建造格林柯尔科技工业园。10月，以3亿元收购吉林的吉诺尔电冰箱厂。12月，以万元接手上海上問电器的两条电冰箱生产线。年5月，以4.18亿元控股上市公司亚星客车，宣布投资4亿美元建造年产电冰箱万台的科龙基地。6月，以2.09亿元受让美菱电器20.03%的股份，成为其最大单一股东。顾雏军宣称投资24.9亿元在合肥建设格林柯尔一美菱工业园。观察20多年来的中国企业败局，可以发现，很多企业的崩塌都不出意外地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违背了基本的商业规律，二是企业家个人欲望的膨胀。年12月，顾雏军当选中央电视台评选的“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年8月，以1.84亿元收购商丘冰熊冷藏设备公司，并承诺投资15亿元搞制冷工业基地，同时收购上市公司华意压缩。当月9日，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教授在复旦大学演讲中公开批评格林柯尔，引发轰动全国舆论界的“顾郎之争”。年11月，深圳证券交易所与香港联合交易所一起进驻科龙总部，对其财务问题进行集中核查。年1月，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以关联交易为名对顾雏军进行公开谴责，科龙股价应声大跌。6月份，正常经营活动全面停止。年7月29日，顾雏军被佛山市公安人员拘捕。9月，他在看守所里将科龙股份转让给青岛海信集团。美菱、亚星等股权相继被收购或转让。年8月，科龙电器公布前一年度的年报，宣布巨额亏损36.93亿元，刷新内地上市公司亏损纪录，牵涉93宗诉讼官司，公司的净资产为-10.90亿元。年12月，海信科龙召开全国营销商大会，主题为“传承、专注、同飞”，目标是“3到5年内成为全国电冰箱第一、全球三强，空调进入全球四强”。从潘宁“被迫”退休的年冬天算起，7年之间乾坤倒转，中国内地效益最好、最具现代气质的家电企业沦落为一家亏损累累、官司缠身的“烂公司”。科龙问题的根子是产权体制。年创办的公司，不是国有就是集体。但是实际上，“出资”的不只是镇政府的几万块钱，还有潘宁创业团队的企业家人力资本。市场竞争的压力使企业的控制权落在企业家手里，但原先的体制却不承认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合法权利。这种特别的问题，在那个时代创办的国有企业里普遍存在。不过，也正是市场竞争的压力，逼迫这类企业改制。当年科龙体制改革时错误决策，当年潘宁带领创业团队一手创办了科龙，当时的管理层却将科龙卖给格力柯尔，这个决策使得到科龙这个制冷明星从此损落，反观当年的同城兄弟美的在北滘镇管理层的支持下，成功实现了企业管理层持股的体制改革，亦即是MBO，自此股权清晰的美的进入了狂飙突进的大飞跃，也是这个时候科龙开始掉队，后来更因为后来的顾雏军以科龙作平台展开大规模的扩张，并购一系列的家电和客车企业，到最后发生资金链断裂，而顾雏军本人更是由于某种原因而身陷牢狱，科龙更是被海信收购，这是个天大的笑话，身为一线品牌的科龙居然被当时处于三线品牌的海信收购，折射出科龙当时的困境。另外就是海信兼并科龙后，二者磨合不能产1+1=2的效果出来，反而在内部出现互相牵制，可能与二者的地域不同以及企业文化和管理理念的不同有很大因素，也可能由于双品牌运作使资源浪费的因素吧，兼并后到底那个做主，那个做次，海信肯定想全力扶正自身品牌，而事实上海信品牌的美誉度比不上科龙，而将科龙放在中低端路线明显是浪费其品牌效力，如何处理好双品牌一直是其难题，兼并也没能够激发企业活力，充分释放产能的，使海信科龙冲上行业前三。处于一直落后状态。在顾雏军出事后，与潘宁有过交往之谊的北京大学周其仁教授发表评论认为：“不是科龙改制才给了格林柯尔机会，而恰恰是没有及时改制。科龙的主要教训就是潘宁时代没有及时发起并完成产权改革，否则顾雏军就不会有入主的机会。”他在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读科龙的报道，被一个问题折磨：要是还由创业老总潘宁那一代人领导，科龙至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吗?知道历史不容假设，可忍不住就要那样想……科龙的结局似乎是时也，运也，命也。欲哭无泪。”案例三:德隆:金融恐龙的宿命德隆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也是制度性的产物。这个庞然大物的生成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十分诡异的事件。反思德隆就是反思我们自己，反思中国企业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反思中国的管制环境和经济崛起的社会基础。德隆，德隆集团的唐万新。唐万新比牟其中年轻24岁，也属龙，他们关在同一个监狱里，武汉监狱。其实他的生意比牟其中大好多倍，他的公司年挂掉的，挂的时候有几千家企业，市值大概三千多亿。之前德隆公司的几个副总计算过，如果德隆不垮，赶上年的那一轮股票复苏的话，估计大概市值在1万亿人民币左右。将牟其中、唐万新两人的实践相比，确乎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把产业整合的对象聚焦在了机制落后的国有企业身上，他们试图通过金融手段将之激活，并由此带动中国产业经济的复苏。牟其中曾为此提出过一个“99度加1度”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使得很多资产大量闲置，在计划经济下烧了很多水，但都烧到99度就不烧了，南德就是要把它们加1度，把水烧开。在钟朋荣看来，“具体怎么加这1度，牟其中并没有找到答案，而在数年之后，年轻一辈的唐万新则继承和实践了这套理论。德隆对水泥产业的整合、电动工具的整合、汽车零部件的整合，以及其他产业的整合正是在做加1度的事”。在这个意义上，“牟其中说得太多，唐万新做得太多”。做得太多就导致了实力不够、管理不够，尤其是资金不够。在这样的情况下，成本很高的资金不可能不要，甚至一些违规资金也要。也正因如此，对唐万新持同情态度的钟朋荣认为，德隆的问题出在中国企业现阶段的融资结构上。目前中国企业融资主要是债务融资，整个信用都集中在银行，都是借贷融资。德隆也不例外，主要是对银行或向私人借贷。这样一种比较单一的融资结构，一旦遇上风吹草动，碰上宏观调控，银行紧缩贷款，就变成了一种风险很大的融资方式，谁都受不了。而德隆所做的多数都是长期项目，与短期融资体制不匹配。德隆知其不可为而强为之，自然就“宽严皆误”，难逃失败的命运。德隆三驾马车，年到年，湘火炬，每股6.7元涨到85元，涨幅1%，沈阳合金，每股12块，涨到块，涨幅%，新疆屯河涨幅1%，导致资本市场有句话叫做：股不在优，有德则明，价不为高，有隆则灵。这三家都是实体企业，他希望通过资本的方式输入到这些企业里面，帮助他完成产业转型，逻辑是对的，这些都是传统企业，做机床的，做汽配的，做矿产和农副产品的，缺什么？缺钱，所以我们资本注入。但问题在于，实体企业一个生产线的投入，都会有一个消化、有个试错、都有一个周期，种个番茄都得种一年。但是，资本是嗜血的。所以他最大的问题是，出现了实体经济转型和资本股价涨幅渴求的错配。所以他崩盘以后，曾经逃到缅甸，国家找人跟他说：你回来，我不杀你，你把事给办了，处理了。回来以后，他被关在金溪宾馆，写了几万字的材料，其中有一句话说：我错在“节奏”，没掌握好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的节奏。我们未来会不会做产融结合呢？如果我们听完德隆故事以后，说：好，从此以后兄弟我不问资本市场了——那同样也错了。我们仍然会去资本市场，任何一个实体经济，无论你是做图书公司的，是化妆品公司的，你仍然会跟资本相关，但你千万记住：它最大的错误，不是做了产融结合，而是做产融结合时没有把握它的节奏，因为资本市场对股价的要求非常高，但是实体经济有一定的周期，你一定需要通过外部的体外融资来维持你高昂的股价。其实你也没有赚到钱，但又为了这句话，为了“股不在优，有德则明，价不为高，有隆则灵”，为了这12个字，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利用中国股市的股权分置现状，通过很低的价格受让国家股或法人股，实现对一家上市公司的控制，然后不断制造并购重组等投资性利好消息——投资额并不是很大，很难有规模效益。同时，选择高送股这种奇妙的分配方式，并没有让股东拿到一分钱的现金，却推动了股价的上涨。在这个过程中，庄家则从二级市场获取巨额收益。“德隆的敛财模式是初级的，其收益率远高于亚洲其他地区家族企业的普遍模式。”它到最终变成了：企业不可控了。家企业，每年用于维持高股价的费用要10个亿，用于融资支付的利息30亿。加在一起多少一年？你一个汽配公司、你一个集团公司、一个矿产公司，你一年有多少利润？德隆是年崩溃的，唐万新在的忏悔录里就写到：年之后，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处理危机。他的办公室就在陆家嘴，德隆大厦，办公室里面有一个黑板，他每天就在黑板上画：今天这个钱调到那里去，明天那个调到哪里去，还有哪个钱再融进来……天天在黑板上画——那就是个炼狱般的生活。他写过：“过去，我们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由于德隆在对宏观政策的把握方向存在不足，有些步子迈得太快，太过于理想化的做法，导致在一些外部因素发生变化时，对宏观波动周期没有清醒的认识，同时对产业生命周期缺乏认识”。德隆在长中短期投资组合及对投资节奏的把握的确欠佳，更多地看到了富有诱惑力的投资机会和产业整合机遇，忽视了公司高速发展带来的潜在风险。在金融业，我们犯了严重的错误，相当于用毒药来化解毒药，结果事与愿违，现在想来真是追悔莫及。最终因为没有把握节奏，对两大周期认识不足，最后的后果是用毒药来化解毒药，不断地去融资。因为你只有融来资，你才能够让机构运转。但所有的资金都是需要有回报的，你拿了融资，你要去抬高股价，股价是高处不胜寒，股价越高，你需要更多的资金去抬高它……最终陷入一个危险的金融游戏。所以德隆的失败可以说是其中之一。在过去30多年的中国商业界，众多草根起家的企业家似乎从来不肯放过任何一个成长的机会，但同样也纵容出一代不知节制的财富群体，从而造成他们注重利益而不计后果，得理处决不轻易饶人，勇于倾家一博而不肯稍留后路。“破釜沉舟”“卧薪尝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隐含在这些成语中的血腥与决然构成了这代人共同的生命基因。经济学家赵晓在评论德隆事件时说：“德隆倒下，是德隆的悲哀，也是渴求极速发展的中国民营企业的集体悲哀。”商业是一场总是可以被量化的智力游戏，商业是一场与自己的欲望进行搏斗的精神游戏，但归根到底，商业是一场有节制的游戏。所有的天意或宿命，其实都是企业家性格的投射。案例四:中科创业:那个庄家狂舞的时代年11月1日，由深圳宝安区养鸡公司改组的康达尔A股上市交易。年，庄家朱焕良在二级市场囤积康达尔股票。年，香港突遭“禽流感”袭击，康达尔业务全面萎缩，朱焕良股市深套。年秋，朱焕良与吕梁达成合作坐庄的协议。从年3月起，吕梁在《证券市场周刊》上连续发表4篇《关于世纪末中国资本市场的对话》。5月19日，中国股市爆发“5·19”大行情。年12月，康达尔在深市涨幅最大的前20名股票中名列第17位，全年涨幅%。康达尔发布公告，将公司名称和股票简称均变更为中科创业。年3月和7月，吕梁分两次购买中西药业的法人股，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6月，他购买胜利股份万股转配股，成为第四大股东；同月，他又收购岁宝热电的流通股，成为第四大股东。“中科系”赫然成形。年2月18日，吕梁新婚大喜，操盘手将当日中科创业的股价“做”到72.88元，以此为老板庆贺。从年到年底，中科创业连续26个月被《中国证券报》列为投资风险最小的10只股票之一，并且长时间排名第一。从年5月起，朱焕良开始私下抛售中科创业的股票，为了接下抛盘，“中科系”前后花了6亿元的资金。8月，朱焕良将所得的11亿元现金偷运出境。从年12月25日起，中科创业连续9个跌停板，50亿元市值烟消云散，“中科系”股票均上演跳水惨剧。年1月1日，吕梁约见媒体记者，坦陈坐庄事实，声称与他有染的金融机构多达多家。年2月3日，北京公安机关对吕梁实行监视居住。9日，吕梁神秘失踪。年10月29日，中科创业发布公告，将股票简称变更为“ST康达尔”。年4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中科案，6名相关人员以“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被判刑。吴敬琏（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说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在我们的股市里，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坐庄、炒作、操纵股价可说是登峰造极。现在中国市场上操纵股价的有3类：一类是中介机构；一类是上市公司的某些知情人，即有内幕消息的人；还有一类就是资金的供给者，可以是银行，也可以是其他的资金供给者。他们共同密谋后就低价吸纳股票。炒作的办法大概有两种：一种是关联机构互相炒作、互相买卖，买卖非常频繁，把价格炒上去；另外一种就是由有关的上市公司放出利好消息，然后把股价拉升上去。当他们发现有中小投资者或局外的大投资人跟进的时候，就偷偷地跑掉，把后来跟进的人套住，这时股价就不断地往下跌。不要把股市变成“寻租场”。由于管理层把股票市场定位于为国有企业融资服务和向国有企业倾斜的融资工具，获得上市特权的公司得以靠高溢价发行从流通股持有者手中圈钱，从而使股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寻租场”。因此，必须否定“股市为国有企业融资服务”的方针和“政府托市、企业圈钱”的做法。张维迎（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中国股市为什么骗子奇多?在中国股市，缺少真正的长期投资者，政府随意地管制，大家没有稳定的预期，所以才丑闻不断。我说中国股市实际上是一个“寻租场”。管制使烂柿子值钱、好柿子难卖。现在股市之所以能不断扩展，是因为政府的资源无穷无尽吗?资源当然不会无穷无尽，但现在还没有耗尽。你犯了错误，政府必然会调用其他的资源来掩盖你的错误，政府的隐含担保使得所有在股市上玩的人都预期自己不会受到损害。在中国，一个企业破产了，可能创造出对“壳”的需求。这个“壳”在经济学上是什么意思?它代表管制租金。在市场中，破产的企业是不可能有人来买的；即使买，也不用付多少钱。我要上市，我自己可以上市，我干吗要披着你的外衣?但在中国不同，上市是政府的垄断行为，我自己上不了市，就只能借壳上市。你去卖西红柿的时候，如果烂的西红柿和好的西红柿搁一块的话，好的西红柿的价钱也会掉下来。但我们的问题是，好的西红柿不让卖，只能卖烂的西红柿、所以我为了卖我的好西红柿，只好将它塞进你的烂西红柿中混着卖。当前股市上烂的西红柿很值钱，损害的是好的西红柿，后者达不到应有的价格。中国的股市还是个资金黑洞，什么时候资源用完了，也就完了。从时间上看，一旦大家预期到场外资源要用完，股市就会崩盘。然后，股市再慢慢走上正轨。垄断创造和吸引了更多的骗子。股市中的欺骗其实是政府有意无意中造成的。政府为了防止欺骗，又要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好比说规定上市公司3年净资产收益率在10%以上才能增发配股，由此导致上市公司进一步采取短期行为。试想，我上市后募集了1个亿的资金，加上我原来的1个亿，我每年必须有万元的利润才有可能配股，但实际上任何一个好的项目都不可能一两年内就赢利。那么，这个上市公司该怎么办呢?它自己就最有积极性去坐庄炒作。它本来过不了这一关，但现在自己炒自己，过了这一关，而实实在在的企业反而不敢上市，因为它上市后达不到这个要求。从理论上讲，这个东西不难理解。就像斯蒂格利茨和温斯的信贷配给理论提出的、由于存在着“逆向选择”，银行的贷款利率提得越高，老实的企业越不敢来贷款，来的全是骗子和冒险家。由于“逆向选择”，越有能力操纵股市的人越愿意上市，因为它最有“能力”满足监管的要求。案例五:华晨:拯救者出局仰融案：一个非常天才的企业家，要拯救中国的汽车产业。如果仰融不被抓的话，今天中国汽车产业就不是这个状况，他抓住了年、年那一波，李书福抓住了年那一波，他抓住了了十年前那一波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一个巨大的商机，韩国塌掉了，整个欧洲汽车也塌掉了。仰融在东北地区建立了华晨，然后华晨跟宝马合作，生产华晨宝马。问题是，当企业规模开始扩大的时候，他想把他的生产总部迁移出东北地区，从辽宁迁出来，到宁波去，他觉得他的生产基地不够大，东北就这么些地方。好巧不巧，当时辽宁省的领导人叫做薄熙来，是一个比他更拧的人，对他说：你哪而都不能去，你必须在辽宁省给我待着，你可以选择辽宁省任何一个城市，你选，我都给你土地，你就是不能离开辽宁省。仰融也很牛，是造了中国第一车的人——自己挂了个牌子自称中国第一车。他不管薄熙来，他认为：这公司注册在北京，不注册在辽宁。薄熙来的反应是：你要去，可以，我逮你，发全球通缉令，而且我不逮你，我就告诉你，我发全球通缉令，然后把你送到飞机口，在你上飞机之前，我给你看，这个叫全球通缉令，你走吧，就这么走的。这就是直接对抗，缺乏妥协，非常可惜。年7月，仰融以原始股的价格买下万股沈阳金杯客车厂的股票。年7月、金杯汽车A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10月，以金杯客车为主要资产的华晨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第一股”，在华尔街引起很大的轰动。从年起，仰融以大股东的身份接管金杯客车的管理权，开发出新型“海狮”牌小客车，击败长春一汽的“解放”牌面包车，成为轻型客车市场的第一汽车品牌。年底，仰融开始筹划引进德国技术和设备，宣布打造一条年产10万辆轿车的生产线。年3月，华晨控股上海的老牌上市公司申华实业，并更名为“华晨集团”。10月，“华晨中国”在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仰融宣布将在5年内斥资40亿元，打造中国人自己的轿车。从年起，华晨先后与宝马、通用、三菱等5家国际知名汽车公司开展合作，实施“五朵金花”工程。年12月，第一代“中华”牌轿车在沈阳下线。华晨当年度实现销售收入63亿元，税后利润18亿元，在汽车行业里仅次于上海大众、一汽大众。年前后，仰融打造出一个市值高达亿元之巨的“华晨系”、旗下有5家上市公司，各种关联公司家，其中控股家。年夏天，仰融与英国罗孚汽车公司洽谈合资项目，决定将新工厂设在浙江省宁波市。在《福布斯》杂志公布的“中国富豪排行榜”上，仰融以70亿元资产排在希望集团刘氏兄弟和欧亚集团的杨斌之后，位列第三。年秋天，辽宁省成立华晨资产接收工作小组。辽宁省政府与仰融就华晨的资产性质开展谈判。年3月11日，谈判破裂。财政部企业司下发公函，将华晨及其派生的所有公司，一次性划转辽宁省政府。公函要求“抓紧时间审计，以防国有资产流失”。年5月，仰融赴美不归。6月，华晨汽车董事会解除了他的公司主席、总裁等职务。仰融将自己所持有的华晨中国股票在香港股票市场全部抛售套现。年10月14日，仰融起诉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和财政部，其直接诉讼争议标的达20亿元，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涉案金额最大的产权纠纷案。4天后，辽宁省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经济犯罪发出全球通缉令，正式批捕仰融。年，华晨中国的利润从3年前的9亿元下降到万元，降幅之大令业界震惊。年8月，仰融接受《中国企业家》的越洋采访，声称“如果我真的有机会接手华晨，我会义无反顾，宁愿折寿、减命，也要挽救它的‘滑铁卢’”。到年底，华晨的最高管理者在3年多时间里走马灯似的换了四茬人。年1月，大连市副市长祁玉民出任华晨控股董事长。当时，华晨亏损近4亿元，工厂生产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他试图重振华晨昔日雄风。年3月，拥有自主研发技术的1.8T中华轿车上市。后来，中华轿车一直卖得不好，华晨也远远落后于吉利。企业家必须具备一定的政治素养。在很多关键的时刻，企业家的“政治博弈术”往往决定了企业的命运轨迹。仰融在商业上展现出惊人的才华，可是却在政商关系的处理上失去理智，以致在事业的巅峰时刻陡然坠落。而造成这一结局的最重要的原因，正是政治博弈的失败。案例六:顺驰:一匹速度被击垮的黑马一个视现金流为第一要素的企业家，最终还是败在了现金的断流上。就这个意义而言，顺驰和孙宏斌的败局是一次没有技术含量的失败。在一个正处于蓬勃上升通道中的行业里——房地产业尽管遭遇宏观调控的寒流，但长期而言仍然是一个上升中的行业——孙宏斌居然将企业的成长做得如此的刚性，实在是一个很让人遗憾的事实。年3月，孙宏斌怀揣着柳传志借给他的50万元，到天津创办顺驰房地产销售代理公司。年初，顺驰与联想一起投资开发香榭里小区。年8月，顺驰击败众多对手，以1.72亿元的价格一举拿下天津的两个热门地块，轰动津门。从年到年，顺驰在天津相继开出了60家连锁店，几乎覆盖了整个天津市场，还办起了中国第一个基于互联网的房产服务网